《敢死队》主演之一在美国国会陈述被男性性骚扰
网易娱乐6月27日报道 北京时间6月27日消息,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《性侵犯幸存者权利法案》的贯彻实施举行听证会,传唤三人作证,包括演员Terry Crews(《神烦警探》《人人都恨克里斯》),他最新现身国会大厦参加听证会,向委员会详述自己被好莱坞高层性骚扰事件,透露因起诉性骚扰者,参演了《敢死队1-3》的他不演《敢死队4》了——该片制作人告诉他:要么你撤诉,要么你就退出。
Crews说:“很荣幸能利用我的平台和故事去帮助产生更多的民事法案保护措施,帮助性骚扰幸存者,每个幸存者都必须得到保护,这项法案必须在全美国50个州实施。”
他认为,自己说出曾被性骚扰的经历,证明了“有毒的‘男子气概’观点已渗透到文化之中”。
“好莱坞在这方面绝对是问题领域,很多人有好莱坞梦,但现实是:有人有权力操控这些梦想。所以,人们会被哄骗,会认为这样的骚扰、虐待甚至强奸是可以预计的,是混好莱坞的一部分,包含在你的工作描述里。”
去年10月,哈维·韦恩斯坦性骚扰指控大规模曝出时,Crews曝光自己曾被好莱坞男性高层性骚扰,以此来回答有人对出面指控韦恩斯坦的女性们的质疑:为什么被骚扰时不当场发声?
Crews说:“韦恩斯坦事件给了我PTSD,因为这种事曾发生在我身上。
我妻子和我去年参加某活动,一个好莱坞高层向我靠近,开始摸索我的私处。
我暴跳起来,问‘你在干什么??’我妻子看见了一切,像看疯子一样盯着他,他只是露出了个混账般的笑容。
我当场就想揍他,但我仔细想了想可能的后续:第二天头条是‘250磅重黑人袭击好莱坞高层’,而我都看不到这个头条,因为我可能会在监狱里了。
当晚和第二天,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认识的所有人中和他共事过的人。
第二天,他打电话过来道歉,但完全没解释他为什么要那样对我。
我没再追究,因为我不想被排斥。性骚扰者有权有势时,我理解为什么很多有这种遭遇的女人放弃追究:谁会相信你?(没多少人)这事会造成什么间接后果?(很多)你想保住饭碗吗?(想)你准备好被排斥了吗?(没有)”
11月,Crews指控的人证实是他所在的著名经纪公司WME的经纪人Adam Venit(但不是Crews的经纪人),Venit被WME勒令休假30天,接受公司调查。随后,Crews离开了WME,并提起刑事诉讼,状告Venit性骚扰。但洛杉矶市检察官办公室拒绝起诉,原因是过了起诉时效。Crews又提起民事诉讼,将Venit和WME一起告上法庭,认为Venit存在长期、对多人的性骚扰行为,而WME一直以来都知道并纵容他。
Crews表示WME曾承诺:如果发现除了对他的那起事件之外,Venit还有任何别的性骚扰行为,就开除他。但30天休假后,Venit仍然回了WME,虽被降职,但仍担任经纪人。
而如今,在听证会上,Crews谈到这段经历,没点名说是Venit,他表示“那起骚扰过程仅几分钟,但那个经纪人的手握住我的私处时,也有效地告诉了我:他手握权力,他掌控一切。”
Crews说从没想到把此事公开,如果他事发当时就报警,可能在警局就会被嘲笑。所以事发一年后,因为Metoo运动的环境,他才说出来。“你在努力找一条安全的路,身边没人会帮你、相信你。”
而男性对男性的骚扰,Crews称更没人会当真,“性骚扰者会说:那只是开玩笑、打闹。会把指控说成笑话,他们对你就像对待一个笑话。”说出自己也被性骚扰后,他被一遍遍告知:这只是开玩笑的,闹着玩的。
刚说出此事时,Crews称意图是告诉所有此类受害者“你们不孤独”,希望他站出来,能震慑一个性骚扰者,能鼓舞一个因遭遇此类事件而绝望的人。
如今他透露:之后有许多许多在好莱坞的男性告诉他,自己同样被性骚扰过,但不想公开。“他们不够自信,或觉得不够安全,说出来可能被封杀、威胁工作。”
他也说到发声后职业受到的威胁,之一是《敢死队4》制作人Avi Lerner致电他的经纪人,叫他撤销针对Venit的起诉,这样才能参演《敢死队4》。
参议员Amy Klobuchar问Crews是否保住了《敢死队4》角色。Crews说没有,他不想与那样的人合作:“这个制片人(Lerner)自己也在接受类似Venit的性骚扰指控调查(Lerner被匿名为Jane Roe的女性指控性骚扰、性别歧视等,他否认一切指控),而性骚扰者会保护性骚扰者。这是我要抉择的:是否跟这些人划清界限,是融入他们还是坚持自我立场。总有一些项目我是得拒绝的。”
Crews还谈到男女性社会地位,他曾不把女性当回事,他说从小看到父亲家暴母亲,用力量支配她,而尽管想保护母亲,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,但他在长大的过程中,“潜移默化就有了这样的观念:作为一个男人,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更有价值的,象征力量和保护,女性是在我之下的。…我一生都在被教育:要统治世界。我会试图掌控所有局面:从橄榄球场到电影片场,甚至在家里,面对我的妻子和孩子时。”
但他表示,自从被骚扰后,他的想法变了,“我块头不小,也不是时刻不安的人,但那件事发生时和之后,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弱小。当看到同行业的人、看到那些女性出来分享自己的Metoo故事,我感到羞耻,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。所有领域中,只要存在权力动态,这样的问题就会很猖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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